就西方學界而言，關于“口述歷史”（oral history）這個術語的起源問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不過，毫無爭議的是它已經成為學術界乃至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重要話語。2012年《紐約時報博客》甚至宣稱我們正進入一個“口述歷史時代”。而在中國，近十年來，口述史學在不同學科領域與歷史書寫中也得到迅速發展，甚至呈現出“火爆”趨勢。近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首屆音樂口述史學術研討會”上，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了溫州大學口述史研究所所長楊祥銀博士。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口述史學在國外是如何興起和發展的？

　　楊祥銀：國際口述史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口述史學源起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即以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蘭?內文斯（Allan Nevins）于1948年創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為標志。目前，它擁有全國性的專業學術組織——口述歷史協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和官方刊物——《口述歷史評論》（Oral History Review），地方性的口述歷史組織和研究中心也遍布全美各地。而且，在美國的中小學和大學中都設置口述歷史課程或學位，培養了一大批歷史學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口述歷史工作者。

　　而在美國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各個國家和地區自身學術發展的內在需求，口述史學于20世紀60、70年代開始興起于英國和加拿大等歐美地區，而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則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隨著口述史學在歐美和世界各地的發展，各國口述歷史學家感到有必要加強相互交流與合作，共同探討口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在保羅?湯普森（Paul Thompson）的倡議和組織下，第一屆國際口述歷史大會（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于1979年3月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舉行。需要指出的是，大概在1982年左右，有許多人主張應該將1976年12月在意大利博洛尼亞（Bologna）舉行的“人類學與歷史學：口述資料”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Oral Sources”）稱為第一屆國際口述歷史大會。因此，1979年英國會議順次被稱為第二屆國際口述歷史大會。1996年6月在瑞典歌德堡（Goteborg）舉行的第九屆國際口述歷史大會上，國際口述歷史協會（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正式宣告成立，此后每兩年定期舉辦一次國際口述歷史大會。

　　簡言之，作為戰后興起的為數不多的兼具學術研究意義、社會激進議程與公共歷史價值的歷史學分支學科，在過去的60多年間，盡管遭遇來自各方的挑戰與質疑，不過，在世界各地口述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口述史學發展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成為國際歷史學界以及相關學科領域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

記者：如果把口述史學作為一種研究視角，這種方法在歷史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也得到了很多關注。目前口述史學研究被應用于哪些學科的研究中？

　　楊祥銀：口述史學從誕生起就已經超越歷史學的學科界限，就目前而言，他已經被廣泛地應用于圖書館學、檔案學、社會學（社區研究）、人類學、民俗學、教育學、文學、藝術學、民族志、族裔研究、醫學（老年醫學、敘事醫學）、心理學、建筑學、犯罪學、婦女（性別）研究、賦權研究（政治和解、社會正義、法律訴訟、殘障研究）、傳記研究、移民研究、災難研究、文化研究、LGBT研究（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研究）與媒體研究等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在推動跨學科研究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記者：在口述史學的發展歷程中，西方口述史學有哪些主流趨勢？而這些趨勢是否在世界范圍內的口述史學發展過程中都存在共性？

　　楊祥銀：綜觀當代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歷程，盡管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各有差異，但就主流趨勢而言，還是有諸多共通之處。我們以美國為例，通過對過去60多年來美國口述史學發展過程、特征與研究視角的考察與分析，我認為在這段時期內美國口述史學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以下四種主流趨勢：

　　一是作為“檔案實踐”的口述史學（1948年——20世紀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學在美國興起的最初動力是旨在彌補現存文件記錄不足或空白的檔案考量，即強調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正如美國學者戴維?杜那威（David K. Dunaway）和維拉?鮑姆（Willa Baum）指出的，由阿蘭?內文斯和路易斯?斯塔爾（Louis Starr）引領的美國第一代口述史學家將口述歷史視為撰寫口述傳記和口述自傳的一種工具，以及作為為將來歷史學家搜集和保存重要原始史料的一種手段。正是這種以保存史料為首要目的的“檔案實踐”（archival practice）主導了美國口述史學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的發展趨勢。

　　二是口述史學的“新社會史轉向”（20世紀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期）：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出現第二代口述史學家。他們不僅將口述歷史視為非傳統資料的一種來源，而且利用口述歷史方法來描述與賦權于那些沒有文字記錄的和在歷史上被剝奪權力的人群，進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學家所主導的精英訪談模式而擴展口述歷史的搜集范圍與視野。口述歷史被廣泛應用于美國少數族裔史（土著美國人、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等等）、婦女史、勞工史、社區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興史學領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幾年間，美國口述史學在“自下而上看歷史”的底層史觀的影響下，呈現出極其鮮明的“新社會史轉向”，并為其獲得“草根支持者”（grass-roots constituency）的美名。

　　三是口述史學的“記憶轉向”與“主體性意識覺醒”（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進入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一些更具理論導向的口述史學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歷史的實踐與解釋方式。在這種背景下，一系列新的問題脫穎而出，其中有兩個問題備受關注：（1）如何理解作為口述歷史來源的記憶的真實性與主觀性問題？（2）作為共享口述歷史著作權的訪談者與受訪者，他們各自的主體性意識以及相互關系如何影響口述歷史的創作過程？我將美國口述史學的這種發展趨勢稱為“記憶轉向”與“主體性意識覺醒”。在這種趨勢主導下，口述史學在美國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跨學科性，一方面口述史學的研究與詮釋視角因人類學、人種學、敘事學、文本理論、交際理論、記憶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關學科理論的影響而不斷改變與革新；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其他學科的廣泛關注，在推動跨學科應用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四是數字化時代的口述史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一門實踐性和操作性很強的歷史學分支學科，美國口述史學的興起與發展與現代技術的發明、創新與應用有著非常深遠和緊密的聯系。阿蘭?內文斯直言美國口述史學誕生于現代發明與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曾指出，電話、汽車和飛機等現代通訊與交通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之間的相互接觸變得更加容易，它們將逐漸取代舊有的秘密信件來往，而可能使將來的歷史學家失去不可估量的寶貴原始資料。正是如此，內文斯認為隨著手寫記錄的進一步衰退，口述歷史在彌補傳統文獻資料的不足方面將大有可為。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個人計算機、互聯網、電子郵件、網絡視頻會議系統、網絡攝像機與網絡社交媒體等計算機、通信、網絡以及多媒體技術為代表的數字化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給美國口述史學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數字化技術不管存在或帶來哪些問題與挑戰，可是它已經成為過去20年來美國口述歷史學界實踐與理論思考的一個熱點問題，眾多口述歷史學家都宣稱我們正在快速步入新的數字化時代或飛躍進入新的數字化信息技術世界。而最能體現美國口述史學界在該領域所做的努力就是2012年創辦并上線的“數字化時代的口述史學”（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簡稱“OHDA”）網站以及2013年出版的美國《口述歷史評論》特刊《數字化時代的口述史學》（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概括而言，數字化革命對于口述史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口述史學的更為廣泛而深入的國際交流，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改變著我們記錄、保存、編目、索引、檢索、解釋、分享與呈現口述歷史的方式與內容，這些都將嚴重挑戰以書寫抄本（written transcript）為基礎的口述歷史的傳統模式。

　　總之，這四種主流趨勢形成與發展時間互有先后，但也相互重疊，共同構成了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發展的多元圖景，當然從中也能窺見當代西方口述史學發展的基本歷程與總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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